导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会有很多贸易的往来，所以这次给大家精选了10篇关于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大全集供大家参考。每篇都在3000字符左右，所以对你您选题方向和研究方向有着促进的作用。希望我所推荐能够帮助到您。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1篇
题目：国际贸易中跨文化冲突问题研究
摘要：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全球化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大势，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和视野范围，加之各国近年来愈加密切的贸易，文化交流已进入绝无仅有的巅峰时期，人们在对其他外来新文化抱有新奇态度并愉悦接纳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冲击，从而造成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如何在新时代里面对并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实现文化融合，各国友好贸易并发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新议题。
关键词：跨文化冲突;现状;影响因素;解决措施
一、引言
近年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国际贸易日益频繁，但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互利互惠的高额利润，还有日渐突出的贸易矛盾冲突，其中跨文化冲突是所有矛盾中最根本及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详细的了解该类问题，并相应的找出解决措施。国际贸易中的跨文化冲突主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斥的过程，它主要包含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文化环境的冲突，也包括了企业内部员工文化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冲突。虽然跨文化冲突在国际贸易中有时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它的消极作用却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因此解决国际贸易中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议题。
二、国际贸易中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经营理念的跨文化冲突
经营理念主要包括的是价值观、时间取向等方面，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往往拥有不同的经营理念，由此在国际贸易中就极易产生跨文化冲突。而最近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中美文化的不同，其中经营理念起了非常大的一部分作用。
众所周知，自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到一超多强，再到多极化发展，美国都是世界前列的第一大经济体。它的霸权价值观直接决定了其国家利益的霸权性和扩张性，从而也导致了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超过他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发展迅速，但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虽然中国近几年的对外依存度在逐年下降，但是进出口总额仍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很大的比重。因此美国如果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就势必会在中美贸易中对中国发难，引发中美贸易摩擦。
(二)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冲突
跨国公司员工多元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内部员工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在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极易导致冲突的产生。例如中原油田就是员工间跨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中国油田“走出去”的目的国主要位于非洲、南美、中东、中亚、东南亚五大区域。其中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都与我国文化大大不同。比如：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一般会以宗教事务为先，而中国人的宗教在事务安排中往往不会那么重要;南美国家的人际关系一般是直接了当，偏向于低语境文化，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往往比较委婉迂回，会讲一些“人情关系”，偏向于高语境文化。这些都给中原石油的“走出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与摩擦，但随着中原油田近几年在国外的探索，初步一套适应当前国际竞争的文化融合机制，形成摩擦也在慢慢减小，相信未来的中原油田会在国际上愈来愈壮大。
三、国际贸易中跨文化冲突的影响因素
(一)民族文化方面
每个国家的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因此文化背景迥异的民族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价值准则，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来进行生活、工作与交往。例如美国人非常具有时间观念，他们认为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而沙特阿拉伯则因为其文化受伊斯兰教和贝多因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因此如果一位美国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一起约定面谈一桩生意，沙特阿拉伯人很可能会因为祷告而迟到半个小时甚至更久，这样自然而然就会使得美国人十分生气，而沙特阿拉伯人可能会因此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迟到是被允许的。这样就自然产生了跨文化冲突，因此在来到一个文化环境不同的国家里，我们就需提前了解目的国的文化背景以防止冲突的产生。
(二)企业方面
在企业方面，最应注意的是管理风格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所造成的跨文化冲突一般存在于企业内部。
在经营观念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比较重视市场，比如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会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重视生产，但更重视创新与营销，并将其做的很高端，在公司内部比较强调规范化管理;而中国等一些国家一般重视的是生产， 而忽视创新与营销，企业内部缺少规范化管理，并且没有太多的激情和创新。
在决策模式方面，通常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语境文化国家，另一类是低语境文化国家。通常来说，低语境文化国家的公司的决策模式往往比较倾向于个人，更多的时候是由决策者自己拿主意，、定方案，因此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高语境文化国家的企业在决策事情的时候比较倾向于集体，这种方式效率较低且缓慢。
所以不论是哪方面引起的跨文化冲突，其结果都是使得公司的运作效率变低，增加公司的营运成本，失去该公司原本在竞争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对公司十分不利。因此，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不仅要具备本土化管理能力，还要具有针对不同文化环境做出相应变化的综合能力。
四、国际贸易中跨文化冲突问题的相关解决措施
(一)文化互补与文化融合
所谓文化互补，简单的来说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欣赏并发现对方的优点，研究是否有可能性吸取对方的优点，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使自己的文化成为新一代的“升级文化”，从而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
同时一个全球企业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目的国时，要深入的了解并尊重东道国的本土文化，并适当的将东道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相融合，其实即使不怎么加以引导，两种文化在某些方面仍会相互融合，就正如 Jean-Paul 所说：“When cultures are aligned, inpiduals inevitably learn to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in 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1]”，再以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不同，利用消费者对于新奇外来文化的好奇心，以此作为在东道国营销的战略之一，打开东道国的相关市场。
(二)跨文化管理
实施跨文化管理主要可以采用以下的相关策略：一是占领支配式策略，主要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贸易时，完全采用母国文化，而不融入东道国的本土文化。这种策略往往比较偏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采用。二是本土化策略，与第一种占领支配式策略相反，采用这种策略的公司往往在进行贸易的时候会充分考虑东道国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将其思想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加入公司内部规范化管理之中，比如在海外雇佣当地员工就会经常实施这种策略[2]。最后一种是文化相容策略，若是东道国文化与母国文化实力相当时，管理者会可以隐去摩擦，留下平淡、缓和的部分从而实现员工之间的和谐相处[3]。
五、结语
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企业，他们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而进行国际贸易时，两种相异文化相见必然会冲突，它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虽然跨文化冲突会给各国国际贸易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当掌握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法时，这个问题只会让双方变得更加强壮，更能够经受住这个新时代给予我们的全新挑战。
参考文献：
Jean-Paul Carvalho. Coordination and Culture[J]. Economic Theory, 2017(3):449-475
何泽荣，帅建林. 从文化冲突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J].财经科学, 2011(3):117-124
袁文欣.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人民论坛, 2018(27):120-121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2篇
题目：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的活力逐渐被激发，成为活跃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因素。文化因素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与约束，从根源上对国际贸易产生着无形的影响，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
关键词：国际贸易文化差异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活力逐渐被激发，当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运行、贸易交往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背景与文化环境日益为各国重视。同时，文化差异的影响也越发地突显，世界贸易中文化差异的存在已影响到国际间的贸易活动。
一、文化与文化差异
世界各国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一般把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具体地体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地域内人类群体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上，也体现在它们的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因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类群体保持思想、行动上一致的一种整体力量，它排斥与这种力量相反的任何东西。
文化差异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上主要是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而主观上则是人文历史因素的作用。自然地理因素，是指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要素，如地形、气候、河流和湖泊、土壤、动物和植物等。人文历史因素，是指人类自身长期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技术和法律等因素。
二、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表现形式
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就像鱼在水中畅游但却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一旦离开了水，暴露在空气中时，才会觉得不舒服甚至死亡。相似地，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人们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文化的存在，当人们发现自己处于自己的文化环境以外时，才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
1.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对时间、变革、物质财富、风险等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在国际贸易中，明智的做法是预先了解当地购买者的态度和价值观，并据此设计产品和组织推销。价值观不同，人们的消费倾向也有区别。西方国家许多人追求个人生活的最大自由，注重现实生活的感官享受，及时享乐，花钱痛快。而东方人则讲究节俭、朴素，为未来的考虑往往超过对现实生活的考虑,在收入相等情况下，储蓄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2.语言文字的差异。语言是传递信息和思想最基本的工具，是文化差异中显性的部分。企业在同东道国打交道时，经常会碰到语言障碍，这种障碍导致沟通不畅甚至产生误解，使跨国营销出现困难。我国产品在出口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反面案例。中国的著名牙膏品牌“蓝天”直译成英文“BlueSky”，而这在英语俚语中是“呆坏帐”的意思，与中文的美好含义大相径庭，销路自然不好。在国际贸易中，了解东道国的语言习惯必不可少。营销人员要充分了解语言文字的差异，在向顾客介绍产品以及了解顾客的需求时都要用顾客所熟悉的语言进行有效的沟通，选择消费者乐于接受的语言文字。
3.风俗习惯的差异。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们自发形成的习惯行为模式，是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习惯、婚丧习惯、节日习俗、经商习俗、礼仪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这些差异同时也渗透到国际商务活动中，这就为跨国投资与经营带来了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例如，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和庆祝形式。我国的传统节日有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欧美许多国家有圣诞节、狂欢节、复活节、感恩节;日本人有成人节、女孩节;世界各国还有五花八门的食品节、服装节等等。这些节日期间往往是人们购物的高峰，企业应事先了解节日有关情况，抓住时机，扩大销售。中国有句古话:“入门问禁，入国问俗，入境问讳”。进入国际市场，到异国开展营销活动，也要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这包括商务方面的传统习惯，也包括礼仪、信仰等，对此都要深入调查了解。
4.宗教信仰的差异。宗教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非常大，宗教信仰的破坏有时候会导致民族冲突。企业要进入东道国,必须严格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尤其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它是文化差异中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5.审美观念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等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审美意识、审美方法和审美习惯。理解、把握某一文化的审美价值观念，在开展国际贸易中对产品式样、规格、色彩、品种装潢、包装等的选择，的确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色彩的偏好和禁忌是各国文化和审美历史积淀的结果。比如，远东一些地区把白色看成是丧事的象征。摩洛哥人认为白色象征贫困，人们生活再艰苦，也不穿白色衣服，而要穿花色衣服。而在西方文化中，白色代表纯洁、坦率，是新娘结婚礼服的颜色。由此可见，若选了不合适的产品色彩或包装色调，可能会失去许多买主。
三、应对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对策
面对无形的文化差异，靠一种文化完全地压制或征服另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减小文化差异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阶段，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首先就是要转变观念，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文化的差异障碍。
1.正视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客观、普遍存在着。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首先必须正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承认文化的异同性，并在实际贸易过程中对文化差异采取积极接受和理解的态度。另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还可以把文化差异理解为一种贸易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利用文化环境的因素，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
3.建立国际性文化交流。为了消除文化差异，最宏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建立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和文化交流中心，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以消除观念、习惯、语言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贸易阻碍。文化是有传统的，但它也是可以交流的，高层次的文化也是易于被世界各国人民理解和接受的。只要人们不懈努力，文化大融合的一天终究会到来。近期中国举办的几次国际性的文化展览盛况空前，充分说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可以被人类所共赏的。通过这些文化展览的成功举办，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一定会加深，更会增加他们对中国产品的喜爱，最后带动中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销量的上升。
4.掌握跨文化商务技巧。跨文化商务交往中应当具备的能力有对文化和组织的理解力、适应能力、建立关系能力、系统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态度、敏感性、语言能力、文化影响下的决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这些能力与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些能力需要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练，实践经验和大量的在职培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在职人员来说，应该加强相关能力的培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商务人才来说，应加强跨文化商务交往意识的培养，同时学校应提供相关的课程以及实践机会。
总之，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甚至决定了销售方在东道国销售的成功与否。为了消除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采取一定的策略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参考文献
[1]刘海战对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5)。
[2]白玲吕东峰国际贸易中的文化互补理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48-51。
[3]金蕊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16)。
[4]王玉平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文化因素[M].大连: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7(06)。
[5]刘立民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J].北京:商业研究,2003(06)。
[6]刘燕试论国际文化差异对国际营销的影响[J].科技资讯，2007(7)：194。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3篇
题目：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贸易间的影响效应分析
摘要：一般意义上，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概念范围内，文化这类非直观、不容易直接比较的影响因素基本不在概念界定范围之内。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形式也在不断丰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一样浮出水面。文化距离，作为衡量计算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间文化差异的一个维度，其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关键词：文化距离;双边贸易;贸易效应
1.文化维度的概念理论
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各个国家或组织的学者在尝试量化文化因素时所考虑的各个路径时也大相径庭，具体理论的演化发展如下：
早期的文化维度理论更偏向于发现计量不同国别见的文化差异，在美国的人类学领域率先试图使用了可以系统对比的框架来横向比较，其中Dr.KlukouhnandStarkbark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的文化差异分析框架，并构建了六维横向价值对比系统模型，具体包括：1.对时间的概念;2.对人的定义;3.对环境的界定范围;4.对于空间的认识;5.劳动的意义;6.责任与义务的界限;很明显，该文化维度统计计量在国别之间具有很显而易见的不同。与美国的人类学领域的概念不同，欧洲的学者与顾问团体组合Turner和Fonst则一视同仁的抛开固执的偏见，在不急于价值观好坏的评价体系下，单独就文化的差异来体现具有不一样文化背景的国家，在面对问题，处理问题时的路径。其文化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2.范式主义与异质主义;3.情绪外放或者情感含蓄;4.集中度与熵指;5.荣誉感与归属感;6.时空认知;7.自然关系。
豪斯博士与其领导的“关于如何提高组织效率的领导方法讨论课题”中，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以九个维度考察文化差异，具体为：1.对于风险的偏好性;2.对于权力的热衷度;3.个人或者集体主义;4.男女社会差异度;5.决策机制;6.社会关系紧密程度;7.社会价值导向;当下最流行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是GeertHofstede在1980年基于国家层面提出的六维体系(最开始为四维)，具体考察范围有：1.对于权力的热衷距离;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3.男女差异化程度;4.风险规避的偏好;5.长短期的导向;6.约束的界定，并在Dr.House的基础上统计出可以量化的指标。
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组织基于文化差异化在动态时间变化下的指标，其组织并考察了由政治、经济、宗教、语音、习俗、性别、伦理、价值观、社会化、科技化程度、自然参与性等方面的统计。
2.文化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关于文化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目前的学术界主流观点分为两派：即一派观点认为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贸易而已势必成为一种阻碍，不可避免的会增加交流与交易成本，增加而造成负面影响，若文化差异越大，则负面效应越大;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文化距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动国际贸易的发生。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距离的拉大会产生偏好的不同，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
2.1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负面效应分析
文化距离对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的负面效应——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于文化距离造成国际贸易的负面效应的分析理论大多基于科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成本交易理论，其基本假设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当中，只有当贸易发生后的结果能够保证预期利润大于整个交易环节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费用时，那么进行国际贸易才是明智的。对于交易成本的定义，科斯主要认为，基于为了搜寻并执行准确的信息，所必须耗费的成本，包括价格对比、谈判签约费用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交易成本理论继续发展，后来又细分为：1.搜集成本;2.信息成本;3.谈判与定价成本;4.监督与违约成本。
与国内间贸易不同，国际贸易面对的不确定性将更多，其中由于文化、语言以及风俗等各方面的文化距离差异，势必导致消费偏好，企业经营与管理以及整个大的经济环境有所不同，差异化的对接必然会产生摩擦，从而造成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增加，这便是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负面效应产生路径。具体又分为以下三个
(1)搜集信息的成本。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各自文化距离上的差异，交易双方的核心信息不重叠，那么就会导致交易彼此的信息不全。这势必会导致搜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比如，在印度，由于宗教的影响，牛肉或者猪肉，左右手甚至点头摇头的意思都是不同的。如果事前没有做好相关信息的搜集准备，势必会遭受无效交易甚至交易双方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从而不利于两国间的交易。
(2)沟通成本。国内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尚且存在沟通成本，那么在国与国的文化距离之间势必存在隔阂。在双方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可能会对一些惯例产生误解，再加上交易双方在议价时的反复确认与怀疑，背后所体现的对彼此的不信任，将会造成阻碍。
(3)监督及执行成本出现。除了上述两种事前成本，文化距离还会导致事后成本的产生。由于贸易双方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时会出现投机主义行为，即出现了额外的监督及执行成本。
2.2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正面效应分析
与新国际贸易理论相比，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更侧重于分析产业间的贸易，即一国同一产业只进行出口或进口的贸易状况，各国商品的生产除了受到本国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的影响，文化距离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生产与贸易活动。文化认知精神层面的差异使得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差异，包括产品的构思、工艺处理、技术应用、样式设计和包装制作等方面，在这些工序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形的文化不仅促使多样化产品的创造，同时各国也培养了自身的比较优势，由此各国生产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增加国际贸易流量。比如我国的丝绸和瓷器，从古丝绸之路就走向了国外，到如今，更是经过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成为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因此，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存在会通过比较优势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因为各国文化的特殊性造成了对商品价值的认知存在差异，而存在价值认知差异的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间可能会进行产业间贸易。
由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表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消费者存在需求偏好的同时也追求产品的多样性,更加丰富的选择将提升消费者效用水平。保罗·克鲁格曼将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建立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引入国际贸易活动的研究中来，他认为各国通过生产某一类型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分工,然后交换产品实现规模经济的互补性贸易,在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的同时通过规模经济使产品的价格降低。不同的国家由于成本、工艺、技术的不同，对于不同的商品生产方式不同，这也是文化特征的体现，凝聚着不同文化特征的商品的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固有的文化价值认知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因此，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间通过贸易来交换与本国文化价值差异较大的产品，从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实现贸易性互补。
参考文献
[1]范玉刚，“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维度及其区域文化空间塑造[J]，人文杂志，2016(3):21-27
[2]赵波，张春和，论“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意蕴——基于世界文化交往思想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6(1):135-139
[3]隋月红，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理论与证据[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1，25(2)：6-10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4篇
题目：确保版权贸易中的文化安全，提高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出版业是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者，是文化产业的龙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的类型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近年来，在互联网渗透到生活中胡的点点滴滴的大环境下，外来文化逐渐通过互联网和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影响中国读者和观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抵御外来文化入侵，一方面要靠国家意志、行业协会与各出版单位的共同配合，另一方面要靠站在版权贸易第一线的版权编辑把握政治意识防线。
国家强化文化安全
中国政府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并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一直以来，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从而为版权输出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向海外推广本土语言，是发达国家实现“走出去”，传播本土文化的重要措施。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汉语也被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际交流中，汉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强化汉语的使用和推广，能够保证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扩散。
大力扶持版权输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强化文化安全只有在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发生碰撞、融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所行动，所以不能盲目地固守在本国的领域之内。多年来，我国设立了多项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项目基金，鼓励本土作品走出国门，在海外发挥其影响力。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中国应尽快建立起中文信息资源库，保证中国的传统不会在国外价值观的冲击下受到侵蚀。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促使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了塑造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中指出，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充分展示了“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的主旋律。“丝路书香工程”是出版领域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工程的目标是在丝路国家发行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等，并构建针对丝路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平台，从而实现与丝路国家新闻出版资源互联互通，做到共同挖掘资源，共享共用渠道。“丝路书香工程”可以提高中国文化在丝路国家的影响力，通过未来几年的市场培养，丝路国家可能成为版权输出业务中新的增长点。
在增强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规范国家文化安全管理制度，依照出版监督管理制度，提高警戒，时刻注意危害我国文化安全的内容。
2019年10月31日，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
与世界接轨并不意味着完全接纳国外的一切标准和信仰，我们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也尊重他国文化，但是对于有悖于我国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们应当坚决反对。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交流需要正确引导，积极推进适宜我国长远发展建设的价值观，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行业铸造安全防线
宏观上讲，版权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版权贸易中确保文化交流安全是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从其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能够在第一时间察觉文化安全受到危害的人，应该是版权贸易的一线从业人员，即编辑、版权代理人、著作权经纪人等。从源头铸造第一道安全防线，能够切实有效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出版社应该积极培养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专业技能素养的版权贸易人才和编辑人才，这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至关重要。这些一线从业者在取得国外的图书信息和出版咨询后，能够快速准确地对其进行分析和过滤。对于有益于不同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交流的图书，可以选择合作;对于可能侵害我国文化安全的图书，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坚定我国的出版方向和政治立场，拒绝成为外国出版社“文化殖民”的工具。
在引进国外优秀图书版权的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和国外的版权代理机构、经纪人、出版社保持畅通的交流沟通渠道，积极地推广中国图书，让更多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例如，在盛可以的《北妹》一书的版权输出过程中，企鹅(中国)出版社发挥了重要作用。企鹅(中国)设立每年出版5至8本中国题材小说的计划，《北妹》一书能够帮助外国读者直观地了解中国外来打工者生存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在基层民众心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国际事务部的编辑积极向海外推广，与韩国East Asian出版社签约，并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该书从党的十八大后改革整体走势入手，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机制的改革发展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是其他国家了解现代中国的重点图书。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陈万雄指出：“近年来，国际出版市场中关于中国题材的英文图书有一万多种。但是，近九成的图书是外国作者、外国出版社出版的。由于中国作者在写作时没有从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角度出发，缺乏一种国际化的视角。”因此，出版社在选题、与作者沟通创作理念的时候，应在确保中国文化安全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跨文化因素，提高该作品输出版权的概率，促使出版业提高版权输出的竞争力。
闭关锁国并不能确保文化安全。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抱着一种开放和学习的心态，积极融入海外市场，扩大中国文化的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让中国文化取得话语权。政府创造有利于版权输出的优良环境，行业内各单位积极开展版权输出，扭转目前版权贸易逆差的局面，确保中国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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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权贸易逆差的现实环境中，国外书籍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西方强势文化会也就通过图书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读者价值观，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越发日常化与隐蔽化。[]在图书版权贸易的工作流程中，版权编辑是主导、把关图书选题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版权编辑的政治意识成为版权引进中的筛选评估的第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引进版图书市场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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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版权引进政治标准的同时，版权编辑还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用国外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输出利于推广中国文化的图书版权。融媒体时代，版权编辑要利用H5、短视频等多种模式推进版权输出工作，掌握前期選题推荐、中期内容把关和后期运营发力的全流程，用引起共鸣的内容、有趣的语言和生动的表现形式，促进优质选题在国外图书市场切实落地。
在守护文化安全阵地的任务中，版权编辑应始终提高警惕，严格把关图书内容的政治导向，讲好中国故事，站在守护文化安全阵地的第一线，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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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5篇
题目：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在对国际文化贸易人才能力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目标，包括理论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三个培养建设体系在内的国际文化贸易人才模式构建的途径，最后给出优化我国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建议。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作 者]王洪涛，经济学博士，广西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
王业斌，经济学博士，广西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研究员。
文化贸易是伴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兴起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贸易领域，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颇具活力的增长点。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高速增长，并在全球文化贸易当中占据重要份额。但是中国文化贸易的典型特征是大而不强，即中国文化贸易的体量虽然巨大，但是核心文化产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这就造成中国核心文化产品竞争力不强的格局。造成这种局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贸易当中精通文化贸易专业知识、外语和文化贸易国际规则的人才缺乏，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瓶颈。在当前我国文化贸易快速发展和核心类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背景下，从培养国际文化贸易所需人才必备的能力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目标、模式构建和优化途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能力构成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作为经济学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其培养过程必须以能力构建为导向，具体来说，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能力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理论知识
国际文化贸易是一个崭新的，集国际贸易、文化经济、产业经济、传媒经济和跨文化传播等知识为一体的跨专业交叉学科领域，国际文化贸易人才不仅要充分掌握其基本知识，也要瞄准当前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向，还需要根据文化贸易产品具有的特殊性，掌握诸如WT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贸易设定的贸易规则和如法国、加拿大等国对文化贸易所设定的非关税壁垒等知识。
(二)专业实践能力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既需要懂得一般国际贸易的实务流程、方法和技巧，又必须充分按照文化贸易的特殊性，具备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能力、跨国经营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及跨境物流管控能力等。
(三)国际化视野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既要有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又要具备对文化贸易当中“文化折扣”影响的有效处理能力，还应具备充分理解我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社会文化软实力战略的能力。
二、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目标
目前，国内高校培养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模式有两类，一种是以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第二外国语学院为代表，直接设立国际文化贸易专业，通过专业模式定向培养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另一种是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将《国际文化贸易》和相关课程作为文化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课程体系模式培养国际文化贸易人才。虽然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对该类人才的培养模式采用第二种模式，但是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对国际文化贸易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采用第一种模式培养国际文化贸易所需人才将逐渐成为发展趋势。
从目前国内直接设立国际文化贸易专业的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目标设定多强调以国际化需求为导向，培养能够从事国际文化贸易实际工作的以创新、复合和高层次为特征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国内高校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目标应是：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文化贸易基本理论知识，了解文化产业发展特点和运行机制，掌握国际文化贸易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通行法则，能够在文化传媒机构、涉外经济贸易部门、文化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机关从事外贸、管理、策划等方面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更加突出培养能够满足国际文化贸易发展需要的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为特征的人才特点。
三、国际文化贸易人才模式的构建
为使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等方面达到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培养目标，高校通过专业知识、技能及素养等方面的培育和一定的机制设计来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就形成了国际文化贸易人才模式的构建。本文认为，国际文化贸易人才模式构建至少应在以下方面建设完善。
(一)理论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设置是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理论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体系应包括注重综合知识基础培养的公共基础课程、注重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专业必修课程、注重专业相关知识培养的专业选修课程和注重专业操作性和实践能力培养的专业实践课程。公共基础课程要注重学生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构建，专业必修课要注重国际贸易理论知识的构建，国际贸易、国际文化贸易、国际文化政策与法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概论等课程应该包括在其中，专业选修课程注重学生文化相关知识的构建，国际传播学、文化市场营销学、知识产权法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应该包括在其中，专业实践课程注重学生国际文化贸易操作知识的构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文化贸易实务、国际商务英语和国际商务谈判等课程应该包括在其中。
(二)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系不仅关系到该类人才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也关系到国际文化贸易人才供给和实际需求是否形成良好的匹配问题，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应该以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能力链为导向，以“知行合一”为原则，通过外贸仿真综合实训平台、实际文化贸易部门实践和毕业实践等环节，使得学生实践能力得到强化，熟悉整个文化贸易的流程和操作规范，了解各种文化贸易业务技巧，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最终使得在国际文化贸易操作和运作方面的能力得到强化，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
(三)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国际文化贸易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贸易领域，培养人才适应发展变化的创新能力成为需要。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可以通过对版权贸易、图书、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及视听等文化产品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等专门的知识的传授，大学生专项创新课题的设立以及邀请文化贸易行业和部门的专家深入课堂进行专业讲座等形式，培养学生对国际文化贸易前沿知识的关注和兴趣，培育他们创新能力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中，要更加秉承开放式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测评体系也要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育。
四、优化我国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建议
(一)完善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理论知识体系
理论知识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日新月异，决定了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理论知识要与时俱进。如何将不断变化的文化贸易形势、不断创新的文化贸易模式、国际文化贸易的新规则和我国不断出台的文化贸易政策等融入国际文化贸易的理论知识体系，逐步完善集前沿理论、政策和实务为一体的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知识理论体系，是需要努力的目标。
(二)加大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的力度
实践操作性是国际文化贸易人才能力培养的重点。将实践性课程引入国际文化贸易专业课程设置，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不断强化国际文化贸易的实践教育，突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应是努力的方向。一是改革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由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基地实习、毕业实习等模块组成的、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二是跟踪国内外高水平的外贸仿真平台软件，投入综合实训课程开发。三是聘请经验丰富的文化贸易专业人员走入课堂，为学生开设“国际文化贸易进出口实务”和“国际文化贸易跟单实务”等课程。四是鼓励学生考取报关员、外销员等资格证书。五是安排课堂实训课和毕业实习环节进入国际文化贸易公司或海关部门，构建贯穿学生学习全过程的专业素质拓展教学体系，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人才的专业素养、心理素质和岗位适应能力。
(三)提升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外语水平
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是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在课题教学过程当中，应加大外语教学的比重，除大学英文以外，“国际文化贸易商务英语”“外贸英语商务谈判”“国际文化贸易英语商务信函写作”等课程应加入课程体系的必修或选修模块当中，英语案例教学和英语模拟实训等教学形式也应贯穿于课堂教学过程，通过一系列的途径，全方位提升国际文化贸易专业人才以英文为主的外语水平，提升其对国际文化贸易实景的感知能力。
(四)提高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人文素养
较高的人文素养是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具备开放开拓和创新能力的前提，开设“世界文化发展史”“国际文化与商务礼仪”和“跨文化交际英语”等课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传统习俗有所了解，开拓学生的国际文化视野，提升学生从事国际文化贸易活动当中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提高学生开拓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面对快速发展的国际文化贸易，提升其面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本文系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基于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经济学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机制与途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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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艳，张群，王爱红.对我国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几个问题的思考[J].教育探索，2014(3).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6篇
题目：试论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摘要：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文化贸易中。但是，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匮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国际化的应用创新型”人才。达成目标依赖于完善课程体系、实践培训体系、创新创业培训体系等教学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提高师资队伍业务能力、双语教材及课程建设、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实行中外联合办学、构建国际文化贸易人才质量评价体系等在内的培养机制。
关键词：能力本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134-02
自20世纪末以来，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扬，文化产业得到各国的重视。文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文化贸易对经济增长、文化产业结构的作用日益显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中国从1995年起，和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并列世界文化贸易的五强[1]。可是，中国的文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这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文明古国、贸易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说明了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竞争力不强的事实。探究其原因，精通法律、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文化贸易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因素。文化经营贸易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出口的重要瓶颈之一[2]。这对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从分析从事国际文化贸易的人才需要具备的能力入手，探讨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目标，并进一步构建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
一、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应具备的能力构成
近些年在国际上非常受关注的一种教育理念即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就是“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目前这种理念指导着世界各国大学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它实质上就是以从事某一种职业所要求的能力为核心来在实践教学中设计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机制等[3]。具体来说，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练的专业技能
作为一名从事贸易的专业人员，应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首先是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了解及判断能力。其次是具备贸易素质的最基本的技能。另外，就是必须培养贸易人员的文化素质。
(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
既要具备基本的团队协作与沟通、组织协调、运用商务沟通技巧进行谈判的能力，同时还应具有熟练操作外贸软件、从事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营销能力、文化渠道经营能力、文化创意策划能力及媒体关系能力等。
(三)创新能力
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化产业作为精神层面的产业，具有创意的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国际文化贸易应用型人才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敏感的市场发现意识，才能不断地发现新商机，获取贸易利益。
二、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目前，国内已建立国际文化贸易专业的高校屈指可数。其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贸易专业开设较早，它的人才培养定位于“国际化”、“应用型”。“国际化”指“面向世界”，以适应国际化需求为直接目标，“应用型”内涵“高层次”，核心是学生能力发展，强调国际文化贸易本科应用型人才既不同于“技能应用型人才”，又区别于“研究型人才”。其根本特征是注重能力培养的系统化而非知识培养的系统性，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因此，笔者认为，具备国际文化贸易专业办学潜力和专业优势的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上可以借鉴上述提法。而为数更多的地方院校在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上除了面向世界外，更要加强学校与地方政府、企业间的沟通，突出区域办学特色，结合区域文化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共同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5]。可以把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国际化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国际化应用创新型人才除了具备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拥有较强的应对国际文化贸易具体活动的实践能力外，同时又具备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把已经形成的实践能力变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的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早在1998年就被界定为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不仅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6]。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的理念，高校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就是在确立了高校毕业生择业时需具备的能力之后，高校如何设计自己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以形成上述能力，通过何种机制来保证这些能力的实现。
(一)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是专业教育的核心，能够体现出专业的特色，是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基础。在国际文化贸易课程设置中，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课程。公共基础课程注重功能性和综合性，专业必修课程注重基础性，专业选修课程注重知识的灵活性，实践课程注重操作性和实用性。除此之外，专业在发展中要与政府、企业合作、调研、交流，了解掌握本学科发展最前沿的学术情况、法律法规、业务标准，并根据这些变化，相应的对专业课程学时、内容、方法进行调整。搭建起理论+实践、课内+课外的课程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灵活和适应性。
(二)实践能力培训体系建设
实践能力培训体系通过认识实践、外贸平台综合实训、顶岗实践和毕业实践等多种形式来完成。国际文化贸易专业的认识实践就是联系相关的文化出口企业或政府文化产业管理部门，让学生对文化贸易内容有初步的了解。外贸平台综合实训要由有社会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按照社会需求的层次设定不同的实验方案、实验目标和课时。顶岗实践和毕业实践是让学生去学校联系的外贸实习基地或其他文化产品出口单位进行业务操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敬业态度和与人沟通能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确保实现实践教学目标和任务，让学生掌握必备的、完整的、系统的专业技能。endprint
(三)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建设
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创新创业体系的建设就是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由培养专才向培养通才转变，由“知识+智力”模块向“智能+创新”模块转变，由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转变，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建设内容包括更新教育理念、重建学生评价体系、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等。
(四)培养机制建设
1.提高师资队伍业务能力
给专任老师充分的成长空间，鼓励到海外进修，加大教师申请文化贸易科研的资助力度，进一步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按一定比例培养专职的实习指导老师，逐步提高专业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为其提供到优秀的文化出口企业、事业单位锻炼的机会，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通过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教学力量，逐步形成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师梯队。
2.双语教学及双语教材建设
根据学生英语接受能力，确定双语教学的课时。部分课程可以采用全英语授课。对于特色课程如国别文化研究，可以在长期授课经验情况下，鼓励教师采用自编教材，也可以联合具有较强实力的科研单位与高校共同编制教材。引导学生学会阅读经典原版教材和国外经济贸易类学术期刊，学习前沿理论内容，以增强其学习的动力，提高外语水平和专业素质。
3.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由于国际文化贸易相关课程，内容多而杂，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可以清晰简明的达到传授的效果。对于培养国际化应用创新型人才这一目标定位，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社会调研和开放性实验、诊断治疗等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灵活搭配不同的教学法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4.实行中外联合办学
“中外联合办学项目”是指国内学校与国外教育机构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以我国在籍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7]。国际文化贸易的学科性质更适合推行中外联合办学。应与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文化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大学建立联系，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签署“联合办学协议”，形成办学形式、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办学层次、项目管理、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一系列文件。
5.构建可监控的国际化应用创新型人才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标准很难做到人人认可，应尽量细化评价方案，做到所有实践内容都能量化。严格执行评价标准，使之有序运行，每个学生的综合能力都可测评。同时，及时追踪社会对文化贸易人才需求的变化，建立一套人才培养反馈机制，结合反馈结果不断完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案，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实现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和就业岗位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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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7篇
题目：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实践探索
一、国际文化贸易统计探索的时代必然性
从世界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文化经济正在成为继服务经济之后又一迅猛发展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开放条件下文化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贸易，则以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它不仅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是低碳经济的典型部门，更是增强和提升国家与城市软实力、竞争力、控制力以及影响力的极为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因此，大力推进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和实践刻不容缓。
然而，当前国内对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缺乏统计基础，统计建设滞后，难以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一些行业统计数据进行个案研究，或者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进行挖掘整理，而这种做法并不能涵盖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的全部。与国内状况相比，国际上关于文化贸易统计则存在着统计口径不一、范围多样等问题。
为了推动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研究和实践发展，有必要对该领域相关统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文化贸易的兴起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逐步深化、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自然结果。因而它必将被纳入到社会经济统计的范围内。对国际文化贸易统计的探索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是记录、反映不断壮大的经济全貌，其对于社会经济的管理、研究、决策同样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框架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国际文化贸易成长的需要。目前全球文化经济的发展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时时暴露出相关统计体系、制度及数据等方面捉襟见肘以及主体各异、口径不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文化贸易发展状况认识判断上的混乱，有关研究难以全面深入，相关决策很难科学到位，由此严重阻碍了贸易实践和研究的深入进展。为了推进国际文化贸易的成长，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激发社会各界对其能够给予高度关注，在统计层面上必须有更大程度的提升和改善。
第三，统计理论和实践自身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统计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兴衰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而极为密切的联系。国际文化贸易实践的兴起，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经济统计理论研究的空间，开辟了新的研究实践领域，这对于统计理论的探索、人才的培养和实践以及社会服务等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统计应用研究史中的一件大事。
二、当前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统计实践
与理论研究相比，我国国际文化贸易实践显得超前而热烈。然而对其概念的众说纷纭却成为有关统计分类与实践前行的难题和桎梏。目前国内外较为一致认同的文化贸易概念，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输入与输出，它是国际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或文化产品和服务输出;购买外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称为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或文化产品和服务输入。
总的来看，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以及文化硬件和文化软件是目前对国际文化贸易进行划分的主要两类标准。前者涉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手册、HS(The Harmonized System)以及 CPC(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等不同分类;后者是由国内外众多学者提出的分类方法。[1]至于常见的核心及相关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划分，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给出的一种统计分类方法。
以上分类标准，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在文化贸易中有不同的应用，怎样对文化贸易进行更加准确和详细的分类仅仅靠参考数据和相关的事实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文化贸易分类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和商业层面，同时很大程度上源自社会目标、哲学和审美观念的不同，而不是生硬的数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其统计实践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即便如此，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一)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实践现状
第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文化产业的分类统计工作。产业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产业分类及统计工作的推进为文化贸易统计制度、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开辟了道路。2012年8月，我国有关部门颁发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分类办法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出发，结合国家实际情况，给出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并且指出了其覆盖范围及五个层次的划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是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为基础，根据文化及相关单位生产活动的特点，将行业分类中相关的类别重新组合，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派生分类。本分类不仅兼顾了部门管理需要和可操作性，而且借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的分类方法，在定义和覆盖范围上可与其衔接。该分类为界定我国文化及相关单位的生产活动提供依据，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宏观管理提供参考，为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提供统一的定义和范围。
第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水平。2008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后于2012年对该制度进行修订，新的《制度》于2012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制度》有较为明确的测量目标及相应的统计指标，有完整的表格体系和可靠的执行机构，有可行的对四种服务供应模式的测量方法。《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确定了法律依据。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开始逐步形成以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和外国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为两条基本主线，以自然人移动统计为辅线，覆盖四种服务贸易模式的统计框架。从2011年开始，有关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分销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数据开始通过《服务贸易统计直报系统》进行申报和收集。此外，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使用费和许可费贸易数据的采集来自于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统计系统和技术进出口信息管理系统。数据采集方式的完善改变了以往只单一依靠BOP统计的局面，增强了数据的有效性和针对性。[3]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制定以及统计方法的改进为国际文化贸易，特别是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统计实践铺平了道路。
第三，探索和推进文化统计以及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业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统计工作适应改革的需要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调查范围已由对本部门文化事业单位的统计转变为对全社会文化及相关行业进行统计，统计手段也实现了由传统的纸张传递向程序化操作的变革。然而，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发展的新形势给文化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日益繁重的统计任务，面对不断增强的统计责任，需要进一步规范统计工作，充实统计人员，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因此，借鉴国务院其他部门的经验，文化部于2012年6月21日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文化统计管理办法》，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为文化统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此外，商务部于2011年《关于做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试点工作的通知》(商服贸统便字〔2011〕59号)，在安徽、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六省开展全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试点，以研究建立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促进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将相关数据作为商务部文化出口重点奖励资金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上述做法无疑构成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对于跨领域、跨行业、跨行政管理部门、具有交叉性质而部门众多的国际文化贸易来说，其统计实践正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重。
(二)当前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存在的问题
1.统计制度缺乏。虽然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如火如荼，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家还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国际文化贸易的相关统计制度。这一方面说明国际文化贸易实践要先于其统计及理论研究，其发展还未达到引起社会各界足够重视的程度;而另一方面统计实践的落后又阻碍着相关研究的深度介入和科学决策的制定。不仅如此，缺乏统计制度的规范，统计主体、对象、范围、职责难以明确，统计工作容易陷于混乱、无序，效率低下。因此对统计数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亟待提供解决途径，如此才能保证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工作步入正轨，成为国民经济统计的重要领域。
2.行政多头管理。国际文化贸易所涉行业部门众多，包括图书出版、广播影视、演艺娱乐等，这就牵涉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商务部以及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而从业务指导的角度看，则是国家统计局。由此来看，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多头管理，加之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包含四种贸易模式，使统计工作更加缺乏协调和明确分工，从而难以建立起一套各部门间协调、统一、完整的国际文化贸易统计数据。此外，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领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文化领域跨部门管理的现象明显增多，这给文化全行业的统计造成很大困难。如一些省份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数局合并后如何科学合理申报数据，防止漏报、重复申报等问题发生。
3.协调一致不够。首先，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在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体现在行政多头管理，统计分类、归口管理、统计手段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其次，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同时需要考虑国际可比性，即在统计体系、统计分类和指标设计、统计方法等多方面要加强与国际的接轨，由此推动跨国交流和研究。单以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仍面临诸多问题，协调不一致就是重要问题之一。如《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的服务进出口统计与BOP服务统计并行，两者缺乏协调性;其中的服务贸易统计分类及相关行业分类同联合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存在一定差距，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国际化发展。
4.统计力量薄弱。国际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得调查统计对象大幅增长，然而目前反映的情况是，由于编制限制，岗位设置不足，统计人员变动频繁，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力量薄弱，统计工作难度增大。[4]
三、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措施
(一)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建设的思路
在确定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要逐步明确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建设的思路:即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多方联动、上下互动，组建统一机构协调相关统计管理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制定统计制度，确定统计主体、统计对象和范围、统计方法等，规范转制企业的统计数据收集、编报程序，形成高效、有序的统计组织框架和体系框架;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的监管体系建设。上述思路体现的建设基础是组织协调，建设核心是制度保障，建设动力是改革互动，建设保障是规范和监管。
1.从高效、经济的原则出发，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分类基础应以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为标准。该分类以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兼顾部门管理需要和可操作性，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2009》相衔接，因而应该成为各行业部门统计分类的标准和分析的基础，其他划分方法以及因需要而进行归并研究均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所需结果。
2.商务部拟推行的文化贸易统计报表填报，文化部出台的《文化统计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均应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为标准，同时要协调一致，避免统计口径不一、方法各异、数据有别而造成的统计重复浪费及数据误判。对于标准以外结合所辖部门特点设计的其他分类及指标应予以鼓励，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分析结果。
3.鉴于国际文化贸易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大部分，对于文化产品部分可以依循传统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和渠道获得，而对于文化服务部分，应依循GATS相关规定，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四种贸易模式加强统计。要格外重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BOP统计和FAT统计，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渠道和资源强化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目前要依循2012年8月1日新版《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以及商务部拟推行的文化贸易统计报表填报等加强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对于国际文化贸易统计试点工作，应积极总结经验，不断提升统计质量和水平。
4.逐步规范统一国内各省市关于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发布标准和监管，编制权威发布的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年鉴。同时要重视年度统计以及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对文化企业单位的调查统计，做好国际文化贸易所涉单位的微观统计，进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全面呈现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全貌。
(二)完善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的措施
1.理顺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关系，构建多方联席、各自分工、全面协调的文化贸易统计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统计效率和统计工作水平。我国国际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要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分类标准、办法及制度为依据，构建以国家统计局为协调单位，商务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参与的多方统计联席制度，并依据文化贸易统计的范围，确定各自的统计对象和职责，各有分工，形成统一的文化贸易数据信息统计组织框架体系，为国际文化贸易统计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协调过程中要竭力避免重复统计、资源浪费、数据口径不一等问题，不断提升统计效率和统计工作水平。
2.明确并制定关于现阶段文化贸易统计范围、统计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以及报表报送、数据发布等相关制度规定，形成完善高效的统计业务流程。在理顺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制定国际文化贸易统计管理办法。办法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基础和条件，降低统计实施成本，使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可以有分有合地体现在各部门的统计工作中，进而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办法要对现阶段文化贸易统计范围、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以及报表报送、数据发布等做出规定，进一步规范统计工作，形成完善高效的统计业务流程。
3.突出部门统计特色，打造既与国际相关统计分类相协调，又能反映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特点的统计分类体系。在协调、统一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工作的同时，既要注意与国际相关统计分类的协调，以便进行国际比较、对话和交流，使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能够较好地被纳入到当代世界贸易统计系统中，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国际化步伐，又要鼓励不同部门依据自身行业特点进行统计探索，突出行业发展特色和规律，为统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新的空间。
4.大力发挥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强化文化贸易统计与现代科技的融合，着力建设较高信息化、科学化水平的统计通道和统计监管体系。推动国际文化贸易统计工作，要更加注重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强化文化贸易统计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改善统计手段和方法，扩大统计范围，提升统计数据收集、报送、发布等各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同时要加大文化贸易统计监管，依法统计，确保数据收集、报送准确及时，构建高效、和谐的国际文化贸易统计体系。
[1]李小牧，李嘉珊.国际文化贸易:关于概念的综述和辨析[J].国际贸易，2007，(2).
[2]孙珉，孙煜华.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五部委相关负责同志答记者问[J].求是，2012，(7).
[3]杨丽琳.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服务贸易统计框架的分析与评价[J].统计研究，2012，(3).
[4]当前文化统计中存在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分析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8篇
题目：国际文化贸易视阈下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国际文化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内容，不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在文化内涵的特殊性质，使文化贸易承载贸易双方(或多方)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拟通过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功能机制研究，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国际文化贸易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基于国际文化贸易视角的国家形象构建。
国际贸易;国际文化贸易;国家形象
国际文化贸易是在经贸往来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交往，具有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双重属性，对构建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制约，使得未能很好地通过经济、文化这一综合形式面向世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要顺利发挥文化贸易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作用，则必须解决国际文化贸易在构建国家形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寻找文化贸易与国家形象构建的最佳契合点，从而进一步探索克服文化贸易发展困境，重构国家形象构建机制的科学路径。
一、国际文化贸易的机制结构
(一)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
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国际文化贸易首先是一种产品或服务的贸易方式，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为国际文化市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在国际文化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强国更是具有在国际文化市场无法撼动的地位。仅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视听产品(影视和音像)为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就从1985年第11位迅速跃居1994年的第6位，成为仅次于飞机出口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占国际市场的40%。自加入WTO以来，虽然我国有秩序地扩大了开放领域、加大了开放深度，但由于文化长期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以及文化事业所阻隔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导致我国文化贸易未被重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国际文化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和繁荣，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文化市场逐步发展和繁荣的背景下，文化作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形式，越来越渗透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和领域。由于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文化传播，使得贸易各国在进行文化层面上经贸往来的同时，注入了关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交流元素。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继续加深以及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逐步加大，我国文化市场一方面显现出与国际文化市场全面交融接轨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越来越淡化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性质，因此使得国际文化贸易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的重要载体。这种“以贸易往来之名，行文化交流之实”的国际文化贸易的实质是基于贸易双方(或多方)经济交往的基础上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并且在建设国家软实力方面，国际文化贸易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即是不仅为我国带来传统的经济效益，还借助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巨大优势，负载着表现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信息产品或服务，在经贸往来中逐渐形成国际上的文化优势。
(三)作为文化交互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文化交互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国际文化市场平台输入本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由国际文化贸易将这些产品和服务依据市场需求配置到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品和服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传播和影响，同时，由于国际文化市场的往来，文化贸易也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在文化交互的过程中，贸易交流双方改变了传统单向、单线交往模式，而是以多元素、全方位的形式在文化生产、消费等环节对交往国家或地区消费者的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立体式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文化元素、价值观、风俗人情等方面的认同与追随，从而推动我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二、国际文化贸易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现状
(一)文化贸易增长与发展不匹配
我国文化贸易增长与发展不匹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贸易的总体结构上，近年来我国文化贸易增长迅速，但是相对其他工业产品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不论是在体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未能与我国国际贸易的地位相匹配。相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文化贸易发展明显处于劣势地位[1]，这种文化贸易增长速度快，但是占国际贸易总量比重小使得我国文化贸易未能在国际市场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二是在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上，文化贸易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性结构中的地位不匹配。据统计，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5829亿元，比2013年增长21.0%(未扣除价格因素影响，下同)，年平均增长10.0%，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82%，比2013年增加0.19个百分点。只有占到国民经济比重5%以上才能成为支柱型产业，因此文化贸易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与其发展不匹配。三是在文化贸易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与文化传播所形成的影响力之间不匹配。上文数据可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飞速，但是当下的现实是我国未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换言之，我国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尽管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却未能凭借文化内涵对广大国际消费者形成审美、价值观等方面形成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产品形式与内涵不协调
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产品和服务在形式与内涵方面的不协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度追求民族化、特色化，未经过翔实的国际市场调研，对本土文化不加修饰地对外传播，忽视了我国的文化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民族风俗、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外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固守、死守民族文化的形式从源头上阻碍了我国文化“走出去”，或者即使能够走出去也不能被国际市场所接受。二是过度迎合国际市场，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唯一标准，为了短期的利润从而放弃了对本国文化长足的生产与传播。这是在根本上对我国文化的放弃，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这种目光短浅、放弃文化这一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行为也将导致最终失去国际文化市场。
(三)国家形象传播与预期相背离
国家形象传播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产品、服务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有在销售环节营销、宣传力度不足;既有国外媒体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对我国国家形象进行刻意歪曲的客观原因，也有我国过于单一的采取文化“外宣”模式导致的国家形象刻板印象的主观原因……但是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传播结构以及层次方面。在文化传播结构方面，由于传播信源不稳定、渠道狭窄、环境复杂、受众排斥、反馈得不到及时处理等诸多环节上存在的相关问题使得文化内涵无法按照传播者的本意进行传播，从而使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理解偏差或曲解，从而直接产生“文化贴现”，其中，“文化贴现”又称为“文化折扣”。Hoskins在1988年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这个概念，他认为，文化折扣的产生是因为影视产品进出口市场的观众通常难以认同影视节目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历史、制度、神话以及物理环境。因为配音、字幕、不同口音的理解也影响了节目的欣赏，所以不同的语言也是文化折扣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在文化传播层次方面，从横向上考察，存在民族文化与“普世价值”之间的背离，在西方民粹主义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盛行的国际文化市场，优秀的民族文化常常遭到排斥，这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打着民主的幌子对我国进行文化侵蚀的重要手段;从纵向上考察，存在大众审美和精英文化之间的背离，在大众传媒时代，究竟是对外传播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还是众人喜爱的“下里巴人”也是对文化企业的考验，并且导致文化企业在二者之间的抉择中失去文化传播的最佳时期，从而进一步使得国家形象在文化势微的状态下被构建。
(四)文化贸易供给与需求相矛盾
供给与需求是文化市场相对立又紧密相依的一组关系，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未能很好地解决好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产量上看，我国对外文化供给不能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国际文化需求。上文提到我国文化贸易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升，但是国际市场的文化需求依然很旺盛，文化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兼具我国深厚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文化供给缺口还很大，也就是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尚存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从品质上看，我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未能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即我国未能面向市场提供消费者所亟需的产品或服务。从供给角度上考察，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切影响社会生产总量的因素也都影响供给量，而供给未能满足市场需求是由于未对市场进行科学考察。
三是从内涵上看，我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涵与国际市场的政治背景、价值取向、文化环境不相符合。文化内涵与国际市场不相符合是国际文化贸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不仅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量和品质方面不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抵制或排斥，从而形成对我国国家形象的长期偏见。
三、克服文化贸易发展困境，重构国家形象构建机制
(一)尊重市场规律，加大对外开放
推进国际文化贸易发展首要是坚持深化对外开放，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纵向和横向上拓宽文化产业开放领域和加深开放层次，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当下，基于国际文化贸易构建国家形象必须要具备长远的国际眼光，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就是坚持市场自动调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并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文化市场的自由流通所导致的优胜劣汰激发我国文化企业不断向国际先进经验学习、调整、更新文化传播形式。尊重市场规律就是尊重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文化跨国传播从形式、内容以及速率等方面全面更新的现实，有助于我国动态的把握文化元素在国际市场的流动，从而科学构建国家形象。
(二)推进文化生产，深化文化内涵
推进文化生产不仅要能够生产出产品，还要掌握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生产，尤其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学会更巧妙的赋予产品文本内涵，学会讲故事的软性内涵，克服过于直接、刻板的表达，生产出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认同、追随的产品。人们往往对于送到面前的产品难以提起兴趣，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而那些经过信息搜寻、成本付出之后而获得的产品，则更能提起消费的兴趣。[3]深化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培育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产品和服务的民族性、特色化能够为之赋予隐含意义，从而吸引消费者深度发掘其中的内涵意义，在文化的深层形成国家形象的良好印象。
(三)注重人才培养，提升创新能力
在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需要大量内外兼修的人才，既要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够全面掌握国际优秀文化;既要具备整合、传播文化的能力，又要具备包装、营销产品的能力;既要敏锐感知文化的演化与激变，又要时刻保持对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监控。而文化创新能力则包含形式和内涵创新，其中，形式创新主要针对文化产品，内涵创新主要指向国家形象构建。文化创新能力依托人才培养，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优化文化的营销和传播。创新能力还包括文化品牌的树立，我国文化“走出去”面临品牌缺失的现实困境，究其根源在于缺乏既了解文化内涵建设又掌握企业运营的综合创新人才，因此，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提升是相辅相成的。
(四)拓宽交流渠道，优化传播机制
中国要输出文化，需要提高文化三个方面的能力：文化传播力，保证文化可以顺畅地传播出去;文化竞争力，保证文化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吸引力;文化表达力，确保文化可以准确地表达国家形象。[4]拓宽交流渠道，优化传播机制是提升文化传播力、文化竞争力以及文化表达力的重要途径。在对外文化交流主体方面，不仅要注重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还要鼓励企业、个人走出去，尤其是民间文化团体，非官方的多元主体能够代表更广阔层面的文化生产、销售、传播和消费群体，换言之，交流主体多元化能够促使文化贸易覆盖更广阔的市场;在对外文化交流路径方面，要依托外交、贸易等多种途径进行文化交流，不同层面的交流途径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交流层次，所谓雅俗共赏，二者兼备;在对外文化交流机制方面，积极掌握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是国家形象构建的关键，当前我国形象得不到全面的展示甚至屡屡遭受歪曲的原因在于掌握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国外媒体的肆意妄为，其中，掌握文化传播媒介的主动权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标志;在对外文化交流思想方面，我国要克服长期起来的单一外宣模式，以一种平等、友好交往的姿态诚以待人，用交流代替宣传，用友好代替对抗，从而优化传播机制。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国际文化贸易对国家形象构建的功能，试图通过解决文化贸易存在的相关问题重构国家形象构建机制。但是国家形象构建是一个综合命题，良好国家形象构建的实质是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领域形成的综合国力。然而国际文化贸易主要是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因此，在国家形象构建的实际工作当中，还要注重与政治、外交层面协调发展、共同发力。
[1]王学成，郭金英.关于中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思考[J].国际贸易，2007(12)：29-35.
[2]田祖海.西方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12(3)：59-62.
[3]闫玉刚.试论经济危机形势下的文化贸易“引领战略”[J].服务贸易，2010(11)：39-58.
[4]陈奇佳.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的塑造[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4)：34-38.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9篇
题目：国际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
不同国家的电影产业在电影文化上皆具有特殊性，这才产生了电影贸易的价值与意义，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电影文化。然而在不同的电影文化视域下，国际电影贸易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基于不同国家对于电影文化的不同喜好，电影贸易价值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也受到了不同的折损，从根本原因上来看，这与各国电影文化的不同直接相关，其中所产生的价值折损也多表现为文化折扣[2]。
一、国际电影贸易与文化折扣相关性
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电影产业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方国家最早发掘电影产业，并形成产业交易模式，基于电影作品中浓厚的文化属性，因此电影产业也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中的核心文化产业。于国际贸易市场中传播电影文化，不仅具有盈利价值，还能够起到文化交融与传播的作用，所以在电影工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还映射着世界电影市场上的市场角力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模式。
从电影产业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的价值上来看，推动本国电影在其他国家的上映，获得其他国家的关注度，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应;但同时，基于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应，也产生了多种争论[3]。基本上多数参与国际电影贸易的国家都认可电影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具有一致的向往，但在文化效应上却各执一词。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文化，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是主要的难题。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不认同感，对于电影产业这种以文化产品为主要内容与附加值的经济价值贸易产品是一种严重的打击。国内的电影在海外上映，在经济效益上低于国内市场，这就是其中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我们也不得不对这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产品价值折损做出新的思考。
电影产业中的电影文化，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向外传播时，电影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基本能够重合，在国际电影贸易市场中，遵守的是电影产业的贸易往来。这其中除了电影贸易产生的经济利益，更伴随着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所以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经济利益与文化效应已经能够很好地结合，在这种国际贸易产业化背景下，电影产业的文化支撑也备受关注。文化折扣与电影产业的相关性在于其明确地表明了电影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在贸易交易时存在的价值折损。
所以在发展电影产业时，若是有面向国际贸易市场的需求，还需要考量作为文化产品出口所将面临的文化折扣因素，尽可能降低文化折扣成因中的各类因素，并减少文化折扣的影响，从而提高电影产业在国际电影贸易市场中的经济价值及文化输出力。
二、国际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成因
国际电影贸易与国内市场电影产业在经济效益上的不同反映出了文化折扣，而文化折扣的成因多样，基于不同的成因，形成的文化折扣效应也不同，所以分析国际电影贸易中文化折扣的成因，更有利于确定影响国际电影贸易经济效益与文化输出的关键要素。以下对国际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成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文化起源的差异性影响
不同的地域在地域文化上不同，这是文化起源的差异。起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地域文化观念及价值经历长期的文化变更，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作用于不同的文化产品中时更直接体现了地域文化理念。因此，电影文化产品在国际电影贸易中形成了文化折扣。
亚洲东部地区，文化起源是以河流域为发祥地的儒家文化，在长时间的历史变更与文化更替下，儒家文化的历史越发深远，并在地域文化发展中得到了传承。所以在亚洲东部地区的电影产业中，电影文化多建立起人伦血亲为主线的社会关系。但对比欧洲地区，这种文化背景便存在直接差异。欧洲地区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文化起源，在经过文化更替后，欧洲地区在文化背景中增加了人文主义思想，在欧洲文化中崇尚的是个人主义[5]。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欧洲文化与亚洲东部地区的文化差异性是比较具有冲突性的。
所以，电影产业在不同地域中的传播也明显具有文化价值折损情况，这便属于文化折扣现象。
(二)语言文字的差异性影响
基于不同国家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性，电影文化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传播也势必面临这种文化折扣。由于语言不通、文字内涵不同，在交流上呈现出直接的障碍与影响，所以造成的国际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也较为突出。可以说，语言文字差异一直是国际电影贸易乃至国际文化贸易中的主要阻碍。
国内电影文化中，语言文字传达的情感，在海外市场上或许不能够被理解与认识，因而电影文化的价值直接受到影响。并且单纯以语言翻译的方式，也不能够表达其中的情感，加之文化背景的不相容，电影文化中所要传递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并不能够完整的体现，所以国际电影贸易中基于语言文字的差异性，在电影产业实现国际电影贸易市场的贸易往来上还存在多种阻碍。
当前在国际电影贸易中，我国电影的向外传播多以动作片、功夫片为主，这也直接体现了语言文字差异性所带来的文化折扣及影响。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影响
不同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较大差异，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在电影文化中人们的需求不同，所以电影作品的叙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其在某个地域或某个国家中能否得到观众的喜爱。例如，我国在电影作品的叙事风格上，多强调以故事为主线的方式，以这种直接、快速强调的方式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而美国在电影作品的叙事方式上，多以剧情做铺垫，为后续的情节展开提供良好的基础，表现出电影逻辑的整体缜密性。所以在电影作品上，基于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部分观众更加注重电影的逻辑感，而部分观众则注重电影的剧情与结果。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更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国家的观众中，所以在国际电影贸易中，基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影响，文化折扣的产生也更加值得关注。
(四)文化审美的差异性影响
电影文化中，基于不同创作者对于文化审美的差异性，在电影的文化审美表达上也不同，这种文化审美除了个体对于文化价值、审美观念的不同，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基于不同的文化审美，在电影作品传递中多呈现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与审美理念，但这种审美理念不能够被接受时，电影作品的传递价值也就降低了，所以在国际电影贸易中，基于文化审美差异造成的文化折扣也需要受到关注。
如我国国产动画电影，是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审美为基础所产生的，看惯了迪士尼、皮克斯的海外观众是否能够接受中国国产动画电影也成为主要问题。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前，在中国票房大卖且远销海外的爆款动画仅有《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极少数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的海外票房都是以惨淡收场。《哪吒之魔童降世》在海外市场的“走红”，使得海外电影市场对中国国产动画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关注度，这也在不断打破文化审美差异，给中国电影“走出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国际电影贸易中如何减少文化折扣
在上述讨论中基于国际电影贸易中文化折扣的成因，提出了多种因素，但不可置否，国际电影贸易市场是电影产业对外贸易并获得经济往来的有效途径，电影产业更是文化产业对外输出中的核心产业，所以需要针对文化折扣的成因，有效地减少文化折扣对于国际电影贸易的影响，并促进电影产业“走出去”“引进来”，在提高文化输出力的同时促进国际贸易市场的文化产业经济发展[6]。
(一)促进不同国家的文化认同
国际电影贸易是文化传播的有效形式之一。为减少文化折扣，还需要在文化传播中，获得受众的文化认同，这样才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播价值的提升，提高文化传播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电影产业对外贸易中要加大力度宣传中国文化，使电影作品受众能够了解我国文化，从而更好地打破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壁垒，获得更多的的关注与认可;通过多种文化交流方式，宣传中国文化，扩展文化交流，为国家间文化交流提供良好基础。
(二)加强品牌建设
谈及文化折扣，大都以美国为例。美国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市场上受到的文化折扣影响较小，以好莱坞为美国电影市场的品牌，基本不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这就证明了电影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我国想要获得国际电影贸易的市场占有率，也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品牌。当然，这首先需要保障电影具有优质的质量，而不是夸大宣传。如《流浪地球》在海外获得了较高的关注，该电影以3D视效、大场景调度、精致服化道具推陈出新，让很多欧美观众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
所以在电影品牌的建设中，需要保持优良的制作，以电影作品的优秀质量为主要支撑，并找准品牌特色。如香港90年代的动作片，便是电影文化品牌建设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特色鲜明并具备良好的影视制作水准，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四、结语
在贸易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多元文化与经济体产生交流与碰撞，不断促进着文化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海外市场对于国内电影文化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影响着电影文化的国际贸易价值，其中存在的文化折扣成因多样，包括文化起源、文化审美、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等的差异性影响。因此，为促进电影产业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发展，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文化折扣带来的影响，建立起国际市场的电影品牌，并选择适宜的电影题材，融合不同的文化元素，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从而推动国内电影产业的发展及电影文化的出口。
国际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第10篇
题目：全球贸易中的“文化例外”原则与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
【内容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法国代表团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首次提出“文化例外”的概念以来，一场有关文化产品全球流动是否适用一般性贸易规则的论争就此兴起。由于文化产品的属性在许多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存在多重解读，在国际贸易中针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也存在特殊原则与价值取向。本研究从“文化例外”原则的缘起出发，探讨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性，并对中国如何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加强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提出建议。
【关 键 词】 文化例外;国际贸易;国际传播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可以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近些年，伴随政治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提升。然而，纵观目前文化产品的全球流动情况，中国在部分类别文化产品的输出上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作为全球贸易中的特殊产品，对文化产品作为“例外状态”的理解及其解释权归属的批判性思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全球化进程。本文通过梳理“文化例外”原则的形成过程，探讨文化产品在此条件下的贸易实践，并对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提出建议。
一、 “文化例外”的由来
“文化例外”原则是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文化而诞生的。20世纪以来，一方面，国际贸易日益繁荣，信息流通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保护主义又对商品的顺利流通构成了障碍。因此，经过多轮谈判，23个国家于1947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声称通过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等措施，以对上述目的做出贡献。但是，以“文化立国”的欧洲传统文化大国——法国认为，文化产品如果在流通中与其他类型的商品遵循“同一化”原则，将对本国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产生潜在危险。“文化”作为一种“例外”(Exception)不应被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的考量。在1993年10月举行的法语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上，包括法国在内的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一项有关“文化例外”的决议，决议提出：“文化产品不能等同于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所有属于精神文化的产品应当置于世界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外。” ①
“文化例外”原则的提出与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娱乐行业兴盛，相关媒介产品在全球范围不平衡流动，逐步显现出“跨国公司主导的文化”态势，欧美间文化贸易不平衡状况突出。以影视为例，好莱坞影片占欧洲市场的份额超过80%，而欧洲产品仅占美国市场的2%。1992年，美国视听产品对欧洲的出口额为36亿美元，而从欧洲进口的数额仅为2.9亿美元。②除了法国之外，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终于意识到“文化产品”有别于其他商品，應遵循不同的贸易原则。1993年，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发表了《共同行动纲领》，以保护欧洲视听工业。在1994年启动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美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虽然双方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是美国被迫认可了规范文化产品贸易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其他领域产品协定的区别。2013年7月，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启动，欧洲国家共同要求将“电影和数字媒体”排除于贸易谈判之外，标志着“文化例外”原则成为欧洲共识。
在贸易实践中，“文化例外”的实践主要涉及两个层次：首先，国家主动对本国的艺术、传播等文化领域进行资助。如欧洲国家对剧院、电影院中有关民族文化的作品予以补贴以抗衡美国好莱坞影片的文化影响。其次，国家对文化作品的进出口实施系统管理，即防御机制。如欧洲对音乐碟片、电影作品的进口进行配额管制或征收相应关税。在文化产品出口涉及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时进行把控。电视、电影和书刊等文化产品在世界各地被赋予的概念和范畴多有不同，但都被认为是构成一个国家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和发展国家文化最有效和普遍接受的手段。①2005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上，虽然美国始终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文化产品及其服务领域应纳入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的范畴。但多数国家赞成法国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认为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提倡“文化多样性”，并对其加以保护。大会最终宣布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该《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为各国今后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与法国、加拿大等多数国家观点一致，始终支持和重视《公约》的制定，并在推动《公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②
二、文化产品属性的全球论争
虽然对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获得了广泛共识，但是“文化例外”原则在贸易实践中仍存在较大争议，其根源在于对于文化产品属性的不同理解。一方面，支持者们认为，将文化产品放在一个商业性组织中谈判并不合理。他们指出，电影、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具有艺术和文化价值，很多时候甚至是一国“公民权利”的表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目前许多边缘群体、少数族群的文化被有意地“忽视”，缺乏有效的传播渠道，一些掌握话语优势的国际主流媒体则通过片面报道在受众心中塑造出相关群体的刻板印象。因此，一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在市场中流通与交换，这些商品也体现了各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特别是美国认为，此种主张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不利于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更有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配额”的管制是一种隐形的“审查”。他们同时宣称，真正强大的文化并不需要设置保护，种种策略的制定实际是承认被保护的文化正在衰落。这种反对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希望其文化产品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文化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成为其获得利益的自由场所。
“文化产品”的属性之所以引发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规则更新与媒体技术发展速度不匹配。在当前的全球贸易中，电影、电视节目、数字产品是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数字时代后，虚拟影像、多维立体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文化产品的类型更加丰富。然而，相关的国际贸易规则却无法将其囊括，导致在交易中难以精确适用。
其次，“文化产品”在各国存在多元理解。英国是最早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它强调“文化产品”要突出个人创造力。新西兰则注重“文化产品”的服务性，大力扶持公共艺术和保护文化遗产。日本则专注于挖掘内容产业，发展数字化文化产品，在21世纪初制订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商品化发展的措施。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产品”开发方面则较为被动，产品多以手工艺制品为主。然而，由于各国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不清和文化发挥的作用难以量化，直到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发布了首个《文化统计框架》文件，但当时并没有将手工艺纳入其中。2009年，《文化统计框架2009》发布，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把文化领域分为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纸、期刊、音像和交互媒体、设计和创意服务，既方便各国根据本国特色制定相应的文化框架，也方便国际社会对各国的文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①即便如此，各国在参考这一框架的同时，仍然在不同分类下采取不同的标准。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文化产品贸易。美国长期占据全球文化输出的高地，凭借其娱乐与传媒业的优势向“弱势文化”国家输出。随着科技的进步，美国传媒系统的全球渗透力也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卫星和网络，美国文化产品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去，而各国保护政策的效果堪忧。全球化正以一种不平衡的形式在发展，特别是文化地位的不平等情况还在恶化。因此，“文化例外”原则的支持者呼吁采取手段减少这种不平等，比如帮助年轻的艺术家改善工作条件，降低电影投资风险，等等。
三、中国文化产品可利用“文化例外”原则加强国际传播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文化产品在适应多元发展、吸收媒体技术革新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文化产品呈现双向流动的态势。①但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文化产品的全球贸易中，中国在不同领域所占份额和竞争力表现差距较大。其中，出口优势主要集中于手工艺品、室内装饰等行业，视听、表演艺术、录制媒体和新闻报刊等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并不强。②针对上述状况，我们认为，一方面要主动出击，打造更加优秀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可利用“文化例外”原则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防止“文化侵略”的影响。
(一)提升文化自信与打造多元文化产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③我们理解的文化自信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国家可通过补贴与规制的方式来推动国内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参照北美的经验，加拿大作为全世界首个对国内文化产品进行配额管理的国家，要求国内传媒机构必须播放一定数量的“加拿大内容”的节目。因此，主动向公众介绍本国文化遗产，向国外推介本国的文化艺术作品，并为民族文化寻求更多新的表达形式，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并愿意欣赏“高质量作品”，将有利于提升本国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对新興的带有商业性质的本土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没有“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可供出口，就无法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其他外来文化进行交流与竞争。事实表明，美国文化扩张的浪潮，并不会因为“文化例外”原则的落实而逐渐消退。相反，这个国家正凭借着“高质量”及“多元文化”的商品持续发力。流行音乐人迈克尔·杰克逊、泰勒·斯威夫特，漫威漫画系列角色，以及《权力的游戏》等美剧在全球吸引了大批青年受众。因此，我们应该对国内新生文化产品给予更多包容，提供足够的土壤以培育“高质量”产品。
举例而言，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步步惊心》《琅琊榜》等先后在日本收费电视台或者广播卫星电视频道播放，收获大量好评。然而，《甄嬛传》早期在国内却被主流媒体批评为“三俗”商品，后来有所反转;而2015年播出的《琅琊榜》面对的舆论环境则比较宽容，收获了众多国内大奖。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是支撑产业开发的基石，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四大名著等)、民族文化(熊猫的文化象征等)、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等，从电影、电视、综艺、动画、周边产品等多个渠道对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增加中国多元文化产品的输出。
另外，我们也应采取主动预防而非被动防御的策略。我们需要有序引导文化产品的进口工作，多渠道多类型引进国外的优秀作品，给国内观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效地避免一国文化产品独大的情况。政府也应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合作，推动构建良好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为观众提供客观信息，理性引导市场消费行为。
(二)遵循新兴媒体传播规律，强化大数据分析能力
以互联网、移动数字终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正在对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优势领域构成冲击，也消解着用户层面的国家边界。凭借着强大的功能整合能力和终端使用的便捷性，新兴媒体大大降低了文化产品的传播门槛。
新兴媒体的发展由数字化推动，在网络时代发展文化产业也必然要涉足数字化发展。首先，中国要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产品向数字化产品转型，把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电影上的内容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和数据，再把这些数字、数据进行包装后面向全球营销。其次，新兴媒体彰显用户个性化，有针对性地包装数字产品，将会有效抵制网络巨头对文化产品生产的垄断。最后，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交互性和跨时空的优势，通过良好口碑的积累和营销手段来激发用户参与文化品牌推广的动力。
大数据应用是文化产品生产的新兴手段。大数据意味着海量内容和资源整合。美国Netflix网站制作的网络剧《纸牌屋》是运用大数据生产文化产品的经典案例。《纸牌屋》的数据库包含了3000万付费用户的收视选择、400万条评论、300万次主题搜索。最终，拍什么、谁来拍、谁来演、怎么播，都由数千万观众的客观喜好统计决定。从受众洞察、受众定位、受众接触到受众转化，每一步都由精准细致高效的数据引导，从而实现由用户需求决定生产。①然而，中国多部影视作品试水大数据生产却频繁遭受恶评。这是因为后者往往只考虑了观众对于明星、制作团队、特效、风格等的话题偏好，简单地把它们拼接到一起，却忽视了数据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更深层次的需求指向。拿大数据指导文化产品生产，需要的不只是数据资源，还要做好文化量化研究工作，提高数据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201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要求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在此之前，中国制订“十二五”文化规划时便启动了国家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推动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美术馆等馆藏资源向数字化方向转化。对于其他文化产品，在建构资源间关联的基础上，还要综合其他手段进行大数据分析，打造“定制版”文化产品。
俄罗斯和美国都制定了以互联网为核心传播媒介的全球传播战略，从联网电子设备、线上零售业，到提供海量信息服务的搜索引擎，再到脸谱、推特、照片墙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强势文化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全球用户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文化强国通过互联网从全球用户身上获得了海量数据，对数据来源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住新兴媒体的传播规律，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在维护自身数据安全的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全球贸易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创造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环境
美国文化产业的“帝国神话”并非完全是自己缔造的，它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国内国际资源。通过跨国资本运作，美国文化产品加紧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覆盖范围。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在促进各国文化和贸易地位平等化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加速文化产业组织化、集团化、国际化进程。如前所述，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手工艺品、室内装饰等低附加值文化产品出口非常可观，但视听、表演艺术等文化服务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后者恰恰更多地适用“文化例外”原则。虽然中国已经从网络游戏、网络小说、影视综艺等领域着手，大力挖掘本土资源，但商业推广主要还是在国内市场展开。实施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媒体的兼并策略，对于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与具有地域亲近性、文化亲缘性的国家密切合作，依靠合作的实力参与到全球文化产品竞争中，创造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尽管许多国际组織在反文化霸权上能力有限，但它们还是提供了一个促进国际合作、有序谈判解决纠纷的平台。我们要和支持“文化例外”的国家一起站稳立场，加强相关国际机构建设，共同应对美国发起的文化挑战。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全球交往中，文化的多样性需予以捍卫。文化产品的流动需要由决策者划定广泛的“例外”原则，拒绝将文化以普通商品的形式设定标准进行简单的交易，以防止其他国家的“文化侵略”。“例外状态”的概念与范畴应由一国的决策者和文化产品贸易的参与者协商决定。其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社会活动、政治与经济行为、科技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过程。“文化”的例外状态在其本质上也超越了文化本身的内容，特别是对泛文化产品中的媒介产品，要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保护自身的文化建构和意识塑造。在文化产品的全球流动产生的各种矛盾中，中国还需根据具体的领域、内容制定相关策略，以更好地保护本国的文化传承并促进文化产品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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